-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17句]
张宏杰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四十岁的农民朱元璋，在万众瞩目之下，爬上龙椅登基称帝，大明王朝就此诞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亲手建立的庞大帝国。明朝从建立到灭亡总共276年，其中有七张独特的面孔，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我们：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凭借人脉设计和高超政治手腕成功上位的朱棣，无视官场潜规则的硬骨头海瑞，在权力顶层呼风唤雨的大傻子魏忠贤，身兼政治墙头草和变态杀人狂的张献忠，在险恶政局中两面三刀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吴三桂，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反清复明并一举收复台湾的郑成功……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插图版)》解读明朝历史人物，揭开人所共知的七个角色生命历程背后难为人知的艰辛、焦灼和不得已，分析其何以矛盾、扭曲和心力憔悴。这既是人在历史中的境况，也是其在文化中的境况。而这七张各不相同的面孔，构成了那个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大明王朝的侧影。
七张面孔，就是七个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里的七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
上辑：
《那年青春我们正好》[86句]
下辑：
《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30句]
- 那么，农民起义为中国带来什么？人口消减、文明的毁灭和劣化、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 0 0 0
- “但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 0 0 0
- 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 0 0 0
-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朱元璋总结出，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另一个是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0 0 0
- 当一种暴行是由众人一起完成时，每个参与者的罪恶感都会大大降低。 0 0 0
-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缺乏自省精神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封闭完足的文化体系包围下，一切都有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0 0 0
- 天下事物，只有足够“低幼”才能流行，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要说正宗，中国佛教当然要以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三藏法师创立的唯识宗为正宗。然而事实是，唯识宗因为经典太浩繁逻辑太细密，不适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灭。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却因为它超出寻常的简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0 0 0
- 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大放纵大宣泄。 0 0 0
- 心理学家说，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满洲人在政府中国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坚决要求被征服者剃发改服，即使逼得这些人再度反抗也在所不惜。而许多本来已经投降的汉人，仅仅因为保住自己的发式，却再一次选择了死亡。因为双方都明白，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改变，这实际上是为精神举行的葬礼。这种改变，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人格独立，彻底放弃了价值体系，把自己变成异类。 0 0 0
- 农民起义似乎也只有在中国才如此频繁的上演。西欧从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的800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去七八次。另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 0 0 0
- 谁让他吴三桂是一个降臣呢！面对满洲人那外松內紧的满汉分野，对汉人将领处心积虑的提防措施，吴三桂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和愤懑。他天生是个行动人物而不是观念人物，他不会让这些没有任何积极效果的情绪占据他的理智空间，浪费他的心理能量。现实主义是吴三桂的坚定指南。他考虑的是如何采取下一个行动。 0 0 0
- 我们心中的负能量需要有释放的渠道，一旦它没有被认识、理解、释放，就会失去控制，形成各种各样的性格、家庭、社会问题。 它会从忍耐过渡到压抑，然后可能因为一个导火索而爆发，变得愤怒，最后变得罪恶。 恶，有时就像细菌。如果它没有合适的生长空间，那么它会一直压抑着自己，积蓄着自己的能量。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放肆扩散，无法抑制。 0 0 0
-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0 0 0
-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上的区别是组织方式的区别。西方社会是个契约社会。统治者的权力或多或少产生于契约关系中。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制下，国王只能对他直属附庸的封地，在契约性规定的基础上，享有某些权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民主制下，权力的产生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公民从根本上说都是平等的，所以公民们在一个国家之內共处，首要的是按照公共约定的方式，通过公开的竞争，组织起政府，把权力自下而上赋予它，使它合法地为众人服务。所以西方行政权力的表情有点像一个雇工，毕恭毕敬，一副被选票所操纵的窝囊样。 0 0 0
-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內心负罪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0 0 0
-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威尔伯)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漆。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內心，关心视野意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0 0 0
- 从很小时候起，朱隶就明白了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一定要用最美的品德来装饰自己，用最坏的打算来揣测别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