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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17句]
張宏傑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四十歲的農民朱元璋，在萬眾矚目之下，爬上龍椅登基稱帝，大明王朝就此誕生！這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由漢人親手建立的龐大帝國。明朝從建立到滅亡總共276年，其中有七張獨特的面孔，時至今日依然影響著我們：白手起家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憑借人脈設計和高超政治手腕成功上位的朱棣，無視官場潛規則的硬骨頭海瑞，在權力頂層呼風喚雨的大傻子魏忠賢，身兼政治牆頭草和變態殺人狂的張獻忠，在險惡政局中兩面三刀卻始終屹立不倒的吳三桂，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反清複明並一舉收複台灣的鄭成功……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插圖版)》解讀明朝曆史人物，揭開人所共知的七個角色生命曆程背後難為人知的艱辛、焦灼和不得已，分析其何以矛盾、扭曲和心力憔悴。這既是人在曆史中的境況，也是其在文化中的境況。而這七張各不相同的面孔，構成了那個既強大又虛弱、既意志決絕又精神渙散的大明王朝的側影。
七張面孔，就是七個人物。一個皇帝：朱元璋；一個篡位者：朱棣；一個清官：海瑞；一個太監：魏忠賢；一個造反者：張獻忠；一個叛徒：吳三桂；一個忠臣：鄭成功。大明王朝這出曆史大戲里的七個角色，每一個人都演得不容易。
上辑：
《那年青春我們正好》[86句]
下辑：
《乾隆皇帝的十張面孔》[30句]
- 那麼，農民起義為中國帶來什麼？人口消減、文明的毀滅和劣化、專制思維越來越強化。 0 0 0
- 儒教的倫理規范有著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虛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壓抑心中活潑的自然欲望，通過極大的自我克制，服從于僵硬的道德教條。它沒有為人的自然本性中軟弱的丑惡的一面留下彈性空間，不承認人的平庸和趨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對人的基本物質需要的尊重與關懷。 0 0 0
- “但千百次慘烈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帶來基本制度上的突破與創新，沒有為中國曆史沖破循環狀態提供任何可能。農民起義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進行調整和維護那樣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升級，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創新。農民起義只是專制主義的釋放矛盾的一種調節機制。農民起義如同越獄，而每一次越獄之後新建起來的牢獄，設計得就更為科學合理，抗爆性更強。農民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比以前更嚴密的控制，更堅固的監獄，是更好的馴化，是國民性格的進一步退化。” 0 0 0
- 農民起義似乎也只有在中國才如此頻繁的上演。西歐從8世紀起，史書上才出現農民起義的記載，從那時起到16世紀的800年間，幾十個國家里數得上的農民起義總共不過去七八次。另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沒有一個王朝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 0 0 0
- 道德價值的過分張揚，最終結果卻是整個價值體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惡一面大放縱大宣泄。 0 0 0
- 心理學家說，外表的變化對一個人的心理有著重要的影響。滿洲人在政府中國的過程中，所到之處，堅決要求被征服者剃發改服，即使逼得這些人再度反抗也在所不惜。而許多本來已經投降的漢人，僅僅因為保住自己的發式，卻再一次選擇了死亡。因為雙方都明白，這絕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形式上的改變，這實際上是為精神舉行的葬禮。這種改變，意味著徹底放棄了人格獨立，徹底放棄了價值體系，把自己變成異類。 0 0 0
- 天下事物，只有足夠“低幼”才能流行，這是永遠不變的規律。要說正宗，中國佛教當然要以千辛萬苦從印度取回真經的三藏法師創立的唯識宗為正宗。然而事實是，唯識宗因為經典太浩繁邏輯太細密，不適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滅。中國特色的淨土宗卻因為它超出尋常的簡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0 0 0
- 翻閱厚厚的中國曆史，朱元璋總結出，王朝滅亡的誘因不外是兩個：一個是帝王大權旁落，王朝輕易為權臣、外戚、太監所傾覆。另一個是土地兼並與政治腐敗聯手，導致貧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因此，要保證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孫手里，必須根絕這兩種現象。 0 0 0
- 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這樣一種缺乏自省精神的文化。在這樣一個封閉完足的文化體系包圍下，一切都有現成的正統解釋，人們已經喪失了建設性解決問題的能力。 0 0 0
- 當一種暴行是由眾人一起完成時，每個參與者的罪惡感都會大大降低。 0 0 0
- 我們心中的負能量需要有釋放的渠道，一旦它沒有被認識、理解、釋放，就會失去控制，形成各種各樣的性格、家庭、社會問題。 它會從忍耐過渡到壓抑，然後可能因為一個導火索而爆發，變得憤怒，最後變得罪惡。 惡，有時就像細菌。如果它沒有合適的生長空間，那麼它會一直壓抑著自己，積蓄著自己的能量。一旦遇到合適的機會，就會放肆擴散，無法抑制。 0 0 0
- 誰讓他吳三桂是一個降臣呢！面對滿洲人那外松內緊的滿漢分野，對漢人將領處心積慮的提防措施，吳三桂並沒有太多的抱怨和憤懣。他天生是個行動人物而不是觀念人物，他不會讓這些沒有任何積極效果的情緒占據他的理智空間，浪費他的心理能量。現實主義是吳三桂的堅定指南。他考慮的是如何采取下一個行動。 0 0 0
- 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本質上的區別是組織方式的區別。西方社會是個契約社會。統治者的權力或多或少產生于契約關系中。在封建時代的君主制下，國王只能對他直屬附庸的封地，在契約性規定的基礎上，享有某些權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臘為代表的民主制下，權力的產生基于這樣一種假設，即每個公民從根本上說都是平等的，所以公民們在一個國家之內共處，首要的是按照公共約定的方式，通過公開的競爭，組織起政府，把權力自下而上賦予它，使它合法地為眾人服務。所以西方行政權力的表情有點像一個雇工，畢恭畢敬，一副被選票所操縱的窩囊樣。 0 0 0
- 中國曆史上數千百次慘烈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帶來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創新，沒有為中國曆史沖破循環狀態提供任何可能。農民起義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進行調整和維護那樣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養，是一次升級，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創新。農民起義只是專制主義的釋放矛盾的一種調節機制。農民起義如同越獄，而每一次越獄之後新建起來的牢獄，設計得就更為科學合理，抗爆性更強。農民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比以前更嚴密的控制，更堅固的監獄，是更好的馴化，是國民性格的進一步退化。從漢到清，這一規律至為明顯。 0 0 0
- 我們得重新定義文明與財富的關系。貧窮從來不是好事。“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美]查爾斯·威爾伯)貧窮遮蔽了人的眼睛，讓他們看不到食物以外的東西；貧窮枷鎖了人的身體，讓他像動物一樣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讓他在自然、神靈和權力面前自覺軟弱，卑躬屈漆。而財富則讓人有了多余的時間和精力，來關心自己的內心，關心視野意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與胃無關的奢侈問題。財富是文明生長的土壤。 0 0 0
- 在苛刻的道德倫理標准之下，一個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兩極選擇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會倫理兩方面同樣強烈的撕扯，而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王朝板蕩，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選擇做貳臣，不成君子只能成為小人，不成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進入聖祠就只能跪在曆史的恥辱柱前。這里，只有道德教條的嚴酷壓力，沒有為現實人性的軟弱和不完美預留一點彈性空間。在這種情況下，死亡甚至是最輕松的選擇。而活下來，卻需要勇氣。你必須承受社會輿論和內心負罪的雙重挑戰，這往往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的，如果一個人的生命里不是足夠強健，肯定要在這種重壓之下委頓，再也難以發出熱量。 0 0 0
- 從很小時候起，朱隸就明白了一條顛撲不破的道理，一定要用最美的品德來裝飾自己，用最壞的打算來揣測別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