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內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 0 0 0
- 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对癌症来说，此类观点尤其兴盛。有一些说法，如与癌症“抗争”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杀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牺牲品”。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仅仅当做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做恶魔般的敌人来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 0 0 0
- 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 0 0 0
- 心态导致疾病，而意志力量可以治疗疾病——此类理论，无一例外的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 0 0 0
- 不再把疾病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应有的惩罚，而把它当作內在自我的发泄，这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有道学气。但结果却证明，这种看法有同等的道学气和惩戒性，甚至有过之。那种认为疾病是人格之表达的浪漫观点，不可避免地与那两种现代疾病(过去的结核病，现在的癌症)一起被引申开去，从而断定人格可以诱发疾病—这是因为，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 0 0 0
- 当过度的情感得到肯定时，它们就不再被类比为一种可怕的疾病—那样类比，是为了贬低它们。相反，疾病被看作是丰富情感的表达。结核病是这么一种疾病，它使强烈的欲望表露无遗;不管结核病患者自己是否情愿，结核病都显露出患者自己不愿表露出的东西 0 0 0
- 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 0 0 0
- 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断、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来说，疾病被解释为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的）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一种假说似乎在消除內疚感，而第二种假说又恢复了內疚感。有关疾病的诸种心理学理论全都成了一种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的有力手段。患者被告示是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了自己的疾病，这样好让他们感到自己活该得病。 0 0 0
- 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于对自我利益和盈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所谓“现实”眼光，即是说，着眼于付出和实际结果。…… 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0 0 0
- 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它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 这些幻象之所以盛行，是因为结核病和癌症不只是被当作了通常具有(或曾经具有)致命性的疾病。它们被等同于死亡本身。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狄更斯把结核病称作“死亡与生命如此奇特地融合在一起的疾病，以致死亡获得了生命的光亮与色泽，而生命则染上了死亡的忧郁和恐怖;药石于它无能为力，财富也奈何不了它，而贫穷夸口说能幸免于它…… 0 0 0
- 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