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在一个不算贫穷但也不很富裕的家庭。为了能够偶尔享受一下奢侈，我们家每天必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我父亲是一个杂货商，这一家庭背景也常被引用来作为我的经济哲学的基础。事实确实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但是，他的原始哲学并不只是包括以星期为单位来量入为出地过日子。我父亲不光是一个无视的人，还是一个讲究理论的人。他喜欢把我们位于街角的杂货店的生意与复杂得多的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而正是国际贸易雇佣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从而能够确保位于英国格兰瑟姆小镇的一个家庭的餐桌上摆有来自印度的大米、肯尼亚的咖啡、西印度群岛的糖和产自五大洲的调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