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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相遇》[17句]
约翰·伯格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艺评家、公共知识分子约翰·伯格的自传性小说；一部记忆之书、死亡之书、爱之书、成长之书，一部深沉无悔的告解。
没人能比死人更懂得咀嚼活着的滋味。
在里斯本，约翰遇见自己的母亲，坐在一个公园长椅上，冲他绽出学生般的天真笑容。她已经死去十五年了。
在克拉科夫的集市，他认出了肯，他的“向导”，他少年时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们上次相遇，肯六十五岁，而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
如何计量，进入我们人生的，究竟有多少生命？
这本书领我们在生者与死者的相遇中穿越欧洲：从里斯本，到日內瓦，到克拉科夫，还有伊斯灵顿、马德里、波兰……
那些看似独立的故事，暗自勾连；那些难以安顿的灵魂，终于找到归属之所；那些感性可触的记忆，刺痛了现在。
上辑：
《讲故事的人》[10句]
下辑：
《约定》[11句]
- 你和我们，我们都在这世上，为了修补一些已经破损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何会出现的原因。 0 0 0
- 到处都有痛苦。而，比痛苦更为持久且尖利伤人的是，到处都有抱有期望的等待。 0 0 0
- 它提醒谷仓里的每一个人，没有伤口的生命多么不值得活。 欲望是短暂的——几小时或一辈子，都是短暂的。欲望是短暂的，因为它是为了违抗永恒而生。它在对抗死亡的争斗中挑战时间。 0 0 0
- 到处都有抱有期望的等待 0 0 0
- 我爱那风景的邀请，无论它通往何处。 0 0 0
- 我一读书，就丧失了所有时间感。 0 0 0
- 浚河和清河流着同一种声音。自由并不慈爱。没什么是完整的，没什么是完结的。没人告诉我这些，但我知道它就在戈登大道上。我头上的欧夜鹰飞离栖树，去与它的朋伴会合，在滤洒下的月光中，我瞥见它尾羽的白色条纹。微笑邀人加入幸福，但它们没有透露是哪种幸福。在人类的属性中，永不缺席的脆弱，最为珍贵。 0 0 0
- 他思考事物，他提出问题。而我学习，我阅读，所以我能和他谈天。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聊上一整晚。他叫醒我，带我走进花园，我们有座大花园，花园的尽头，是一尊塞涅卡的胸像，那儿没人看得见我们，我们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站在那儿，注视太阳升起。 0 0 0
- 如果你非哭不可，他说，有时候你就是忍不住，如果你非哭不可，那就事后再哭，绝对不要当场哭！记住这点。除非你是和那些爱你的人在一起，只和那些爱你的人在一起——若真是这样，那你已经够幸运了，因为不可能有太多爱你的人——如果你和他们在一起，你才可以当场哭。否则事后再哭。 0 0 0
- 每样东西一开始都是酸的，她说，然后慢慢变甜，接着转为苦涩。 0 0 0
- 我起得很早，很早。我想，我把窗户关上，是因为在每个新的一天来临时，我需要一种保护。因为有些时候，我需要平静的清晨，这样我才能面对它。每一天，你都得决定成为不可战胜的。 0 0 0
- 大型鱼市是个奇特的地方，在这儿，有关时间与空间、长寿与痛苦、光明与黑暗、警醒与沉睡、承认与冷漠的衡量尺度，全都改变了。每种都是其他贝类的食物，每一种也都是掠食者。相对于这个另类世界的永恒不变与循环不已的复杂性，年龄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这里的人跟我很熟，我母亲大声说。语气里没有一丝谦逊。她不相信谦逊这回事。在她看来谦逊是一种伪装，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战术。好让人们可以偷偷瞄准其他东西。 0 0 0
- 在人类属性中，永不缺席的脆弱最为珍贵。 0 0 0
- 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东西是拆包的，即使是人们脑子里的东西。每样东西不是储存着，就是在运送当中。梦想搁在行李架上，收进背包和旅行箱里。 0 0 0
- 他送给我的爱的礼物，就是与我分享他所知道的事情，几乎是他知道的每一件事情，完全不在乎我的或他的年纪。 因为，要让这样一种礼物成为可能，赠与者和接受者必须是平等的，于是，尽管我们在各方面都是那么奇怪而矛盾的组合，我们的确变得平等相待。也许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当时的我们已预见到眼前的这一刻：那是我们是平等的，就像此刻在诺维广场上我们是平等的一样。我们预见到，我会变成老人，而他会成为死者，这让我们可以平等相待。 0 0 0
- 我可以跟你说件事吗？我想你之前注意过圣胡斯塔高塔吧？就是下面那个，它归里斯本电车公司所有。塔里面有座升降梯，但那座升降梯真正说来哪儿也不到。它把人载上去，让他们在平台上瞭望四周，然后再把他们载下来。那是电车公司的。现在啊，约翰，电影也可以做同样的事。电影也可以把你带上去，然后再带回原来的地方。这就是人们在电影院里哭泣的原因之一。 0 0 0
- 我们俩人的风格出乎预料地接近。我不是考虑到日常衣着或品牌名称。我回想起的是我们如何穿越被雨水淋湿的森林，以及我们如何在凌晨十分抵达米兰中心火车站。非常接近。 0 0 0
- 约翰·伯格
0约翰· 伯格（John Berger），英国艺术史家，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画家，被誉为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传人。1926年生于伦敦。1946年从军队退役后进入Central School of Art和Chelsea School of Art学习。1948年至1955年以教授绘画为业，曾举办个人画展。1952年，他开始为伦敦左派杂志New Statesman撰稿，并迅速成为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他有多部艺术专着，如《观看之道》、《看》、《另一种讲述的方式》、《毕加索的成败》等；他回忆性质的小说《我们在此相遇》，名篇G.（1972）获英国布克奖及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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