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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現社會》[16句]
熊培云《重新發現社會》對身處“曆史三峽”中的中國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盤思考，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曆史、文化、互聯網等領域。作者以“中國，重新發現社會”為大脈絡，既條分縷析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又提綱挈領地記錄了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革命性成長。如何超越左右紛爭，重建國家倫理底線；如何重新煥發社會的活力與創造、扶正個體的權益與價值，即在“自由即秩序”的條件下建設一個“新新中國”，是本書探討的重點。
至于作者為什麼對中國未來有信心，讀者當能從本書中找到答案。
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先生的評論 熊培云的社會觀察，他的文筆，是如此細致和娓娓道來，讓我恨不得重回小學，對自己的文學功底、人文社會科學“推倒重來”。對于我們這些從抑制獨立思考的教育體系中出來的人來說，到大學畢業時還能保留住自己個性、特別是保留住思想個性的人，實在渺渺無幾，而能夠像熊培云這樣獨特洞察人、社會與國家的人就更是難得了。讀他對電影、對文藝、對著作的評論，是一種思想享受。他的才華是上帝給我們中文世界的禮物，這種禮物讓我們沒有理由不感激。
上辑：
《這個社會會好嗎》[9句]
下辑：
《偽裝者》[74句]
- 心理學家將“跳蚤效應”解釋為“習得性無助”。簡而言之，長期積累的負性生活經驗，會使人喪失信心，繼而喪失創造力。 帕斯卡說：“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 讓自由思想成為一種價值觀，讓自由表達成為一種可選擇的生活方式。 0 0 0
- 如何在新文明里生活呢？“容許犯錯，不妄下斷言，尊重多樣性，再加上一些幽默感及有所節制，這些是我們展開二十一世紀的新旅程時，行囊中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 0 0 0
-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試過，那就是軍人當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非洲，拉丁美洲都發生過多起軍人，尤其是少壯派軍人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上台，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敗無能，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但是其結果只不過是用槍杆子趕走了腐敗的文官集團，但並沒有用槍杆子來推動經濟的長期發展。巴基斯坦大部分時候都是軍人專制，其後果不過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廣泛腐敗變成軍人集團的封閉性腐敗，同時軍人又不會搞好經濟，所以這種方式只能在極短時間里趕走一個腐敗文官體制，不可能使國家在經濟上長時間發展。 0 0 0
- 人生而現代，卻無往不在傳統之中。 0 0 0
- 人類的真正希望就在于，經過千百年的磨難，終于意識到真正的革命是從人人都是國家戰士的極權社會過渡到自由人聯合起來的公民社會，從刀劍共和國過渡到思想共和國。 0 0 0
- 歸根到底，國家只是全體國民締約產生的一個組織，是國民用以謀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義上，愛國主義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于督促每個人去愛國家，而是要讓國家能夠愛每一個人。 0 0 0
- 第四種就是開放民眾參政，推進公平政治競爭，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亞。蘇哈托當政雖然推翻了腐敗的蘇加諾政權，也帶來一定的經濟發展，但以後蘇哈托集團及其家族勢力愈益腐敗，把印度尼西亞經濟搞垮了。印度尼西亞曾被認為在蘇哈托下台後，最可能出現暴民政治和種族屠殺，因為全國有幾千個島嶼，幾百個部落。但十多年來，民主化的方向明確，步子雖然搖搖晃晃，一步步走過來，對腐敗在高層的抑制效果很顯著。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媒體開放，然後最高層讓法律系統獨立運轉。一個社會對付腐敗最重要的兩個工具，一是透明的媒體，二是司法獨立。如果這兩個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團的控制之下，他們永遠也不能自砍手腳。 0 0 0
-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這個制度慢慢變老。 0 0 0
- 個社會對付腐敗最重要的兩個工具，一是透明的媒體，二是司法獨立。如果這兩個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團的控制之下，他們永遠也不可能自砍手腳。丁學良認為，如果把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放在廣闊的背景上看，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的官僚制恢複和發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國社會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 0 0 0
- 第三種方法是所謂的開明專制。中國觀摩最多的，是新加坡和香港。這里既沒有多黨公平競爭的普選制，同時，腐敗受到嚴格控制。中國高層這些年來最想引進的就是這種體制，但是這種開明專制整體上對中國似乎並不適合，雖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參照。最大的區別就是規模，新加坡四百多萬人，香港700萬人，等于中國一個中等城市。中國13億人口的社會怎麼可能像它們那樣，在拒絕民眾參政和治理腐敗之間得到平衡呢？ 0 0 0
- 第二條路是暴民政治。這個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約束的暴民運動，狂風驟雨般地沖垮腐敗特權的官僚體制。其結果是：官僚體制當然被打得雞零狗碎，但同時社會受到全面破壞，生命財產，教育文化受到的損傷不計其數，這方面，中國曾經深受其害。 0 0 0
- 托克維爾說：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讓人無法忍受了。 0 0 0
- 大眾人：他從不根據任何特殊的標准——這一標准的好壞姑且不論——來評價自己，他只是強調自己“與其他每一個人完全相似”。除了這種可笑的聲明之外，他感覺不到任何煩惱，反倒為自己與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個真正謙遜的人則會試圖評估自己的特殊價值，努力發現自己可能擁有的這種或者那種才能，或者任何一方面的特長——儘管他最終可能發現自己並沒有什麼非凡的稟賦，天資平平，但他永遠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大眾人。 0 0 0
- 在弗里德曼看來，政府仍不過是一個手段，一個工具。政府既不是一個給我們帶來恩惠與禮物的人，也不是使我們盲目崇拜和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靈。所以。“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服務的意見一致的目標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目標；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奮斗的意見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思想。”否則，這種個體與國家職能的本末倒置必然會腐蝕一個國家自由的根基。 0 0 0
- 在和陳獨秀的信中胡適表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要大家容忍異己的意見和信仰。反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胡適：“做學問要于不疑處有疑，待人要于有疑處不疑。” 胡適——“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0 0 0
- 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獨立思考者，另一種是想當然的附和者。前者為精英，後者為“大眾人”，區別不在于稟賦，而在于對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態度。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