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華人經濟學家中,長期悲觀論頗為流行,不少自由派學者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耶魯大學的黃亞生教授多次撰文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並不獨特”,在他看來,“如果以亞洲各主要工業國經濟起飛的不同年份作為出發點來比較,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並不足為奇。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困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0 0 0
- 任何選擇都有代價,統一也不例外。若將這個漢字組合拆解開來,“統”者“歸總”,“一”者“劃一”,這個詞的背後隱隱約約地站立著三個讓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權、獨裁、專制。這似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別無選擇。 0 0 0
-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團博弈法。我認為,發生于曆史以及當下的所有中國問題,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產階層和無產階層,這四大利益集團互相爭斗、博弈和妥協的結果。 0 0 0
- 中國人最害怕、最不願意、最討厭、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統一是一個宿命般的、帶有終極意義的中國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術的邊界,盡管統一本身並不能保證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甚至連湯因比都無法確認統一到底是“目的本身”,還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不過他確定地認為:“大一統國家的成功崛起最終終結了‘亂世’,親身經曆了這一過程的一代人對于大一統國家自然是無比向往、感激涕零。” 0 0 0
- 公元前7世紀的“管仲變法”和公元前4世紀的“商鞅變法”,管仲的“四民分業”思想、鹽鐵專營政策以及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縣制、戶籍制、軍爵制上的大膽試驗,皆具開創之功,它們分別提供了兩個頗為極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極般地站在後世曆次變革的兩端。 0 0 0
- 在看得見的未來,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場化為取向,以維持統一文化為邊界,在民主法治和中央集權體制之間尋找平衡點的非西方式改革。 0 0 0
- 對于西方人來說,面對中國經濟崛起這一事實,最困難的不是預測和計算,而是如何解釋。 0 0 0
-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以外,其他三項都出現在宋朝。宋代的工商業非常發達,經濟和企業制度方面的創新也很多,有很多新鮮的事物最早出現在宋代:中國最早的股份公司,最早的一批職業經理人,最早的期貨貿易,紙幣,人口第一次超過一個億。 0 0 0
- 在經濟史,乃至整部中國曆史上,王安石變法都是一個轉折點,在變法之前是一個中國人,變法之後是另外一個中國。這場變法持續到第57年,北宋就滅亡了。變法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國家,是一個敢于攻擊別人的國家。變法以後的中國,就變成了一個謹小慎微的國家,一個更願意閉關鎖國的國家,甚至國民性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0 0 0
-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最獨特之處在于,我們是唯一保持了兩千年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也是當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經濟體中唯一保持這一制度的國家。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國家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曆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過程。對于專制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制度模式這四個方面完成制度建設。中國曆史上的眾多制度創新,從本質上來說,都圍繞著四大基本制度而展開。 0 0 0
-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給後來的治國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一個如此才華卓著的財經大師,在工商經濟如此發達的宏觀環境中,進行一場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卻造成如此慘烈的失敗結局,這令所有的後來者對激進式改革望而卻步。他的失敗可以說是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戰略和儒家理論的治國手段在經濟改革領域已經無路可走,進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宋朝之後,南宋、明、清曆代治國者基本放棄了體制內的制度創新,開始用更加嚴酷的管制方法來維持統治,其經濟策略越來越謹小慎微、趨向保守,最終走進了閉關鎖國的死胡同。 所以說,王安石之後的中國,真正嚴肅的經濟問題只剩下一個,那你就是——穩定。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