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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动荡的世界》[10句]
龙应台在书中,龙应台以理性之笔评说世界风云,以知性之思探究多舛命运,以感性之情抒解人生悲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她的足迹所及,更是深深的思索、长长的叹息。
理性、知性、感性相交融的龙应台,行数万里路,集十年精华,推出精彩新作《这个动荡的世界》。她走过交织着仇恨、暴力与祈祷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笔触伸进这块灾难之地的历史背景。她走过把革命与贫穷当作旅游商品出售的社会主义古巴,告诉我们,卡斯特罗的子民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她走过在巨大的历史创痛中挣扎着的东欧和德国,发现历史的伤口早已绷开,眼泪与义愤却难以使其痊愈。她还走过经历了一次次民主洗礼的台湾岛,不由得感叹:当政治责任由独裁政体转到个人肩上时,个人顿时发现自己体质的虚弱……龙应台说:这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很重要的一部书。
上辑:
《我的不安》[8句]
下辑:
《人在欧洲》[12句]
- 可是您不是专栏作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您是以台湾人“总统”的身份与日本人说话,您您的考虑必须比我们要多一层:除了单纯的对历史回顾的诚实之外,李先生,您还担有前瞻性的政治责任。一个被殖民国的“总统”,在获得自由之后,对殖民国说:感谢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0 0 0
- 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0 0 0
- 二十多岁的人,可以是惊世才华正初露头角,可以是碌碌凡人却胸有成竹,而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执意将他当作"孩子",他,也就众望所归地变成一个"孩子"。 0 0 0
- 道德、宗教、乌托邦,种种高贵的理念,原来都是人类愿望的投射,但借助于投射作用,镜子里外的世界其实是相反的。 0 0 0
- 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利而他对权力的相对责任了解不够时,他对自由的威胁和专制政权一样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后的台湾显得混乱,我们的结论不该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们的民主体制不够成熟,不够健全。 0 0 0
-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权威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 0 0 0
- 一次国际笔会,使我再度看见人为自己的理想所做的种种努力;支撑那个理想的原动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条间漂浮的鹅黄乳鸭所牵动的,人心中对生命的欢喜与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见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理想并存的,是人的自私、狭隘、弱肉强食……。诗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弃的罪恶并不因而停止。 0 0 0
-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讯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作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 0 0 0
- 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不管愿不愿意,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日后在我们以为早已摆脱或相忘的时候,它就在我们最漫不经心的一瞥中突然涌现,竟然已经成为我们看出去的眼瞳。 0 0 0
- 您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马辽太郎的访问中,您对四十年的国民党高压统治批评颇多(没有一件是不对的),可是,在谈“悲哀的台湾人”时,却队伍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不置一言。您说在1945年后国民党的统治下,人们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那么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钳制上,当年的国民党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蛮横得多,可是您毕竟是在和一个日本人对话,与《朝日周刊》广大的日本读者在沟通,您不觉得您有义务提供一个平衡的历史观——在批判老国民党的同时,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湾人的悲哀”的一部分?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