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弃了兽的图腾，中国人并没有放弃部族共存的观念，只是把它更理想化、现实化了。落实在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百态上，肯定了现世中的人。对自然没有畏惧，对神没有向往，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中国人。这种乐观、朴素而现世的美学，在春秋萌芽，体现在最早的人向艺术上。经过战国前后各种地方色彩的激荡，在理性与感性、纪律与浪漫各个极端摆荡，到了汉代，完成了一种庶民文化的典型。不同于埃及，不同于希腊，不同于印度，是现世而朴素的，是平凡而广泛的，成为中国以后文化符号最重要的基础。 0 0 0
- 这无限、未完成的空白，仿佛是创作者对未来的邀请。这空白使诗句出现、使印鉴出现。使空间与时间、介于现实与抽象之间，产生了错综迷离的效果。 0 0 0
- 当我们要追寻一条历史发展的主流线索时，往往不得不做一些去除枝节的工作，从纷繁杂乱中理出一条主干。一种“发展”的，或“史”的介绍，便不得避免每一个断代特色的强调，因为，所谓的“发展”，所谓的“史”，正是一个断代过渡到另一个断代的联结关系，它內在有一个隐秘在层层文物史料之下的有机生命。我们把“历史”看做一个有机的生命，正是因为它每一个段落都在生长和发展，它不只是一堆无生命的资料，而是要剥开这些数据复活了这本体的生命。 0 0 0
- 商周的动物图像，到了春秋战国被简化成曲线和直线为主的各种勾连，在均衡又不断律动的线条与圆点的交替中形成一种视觉的交响，这些线似断而连，若连实断，如相斗的龙蛇，夭矫蜿蜒，组合成活泼而热烈的战国之美。 战国时期，秦与楚的工艺风格十分对立。楚国的工艺造型，一般来说，倾向于抽象的变化，线条刻意夸张，造成飞动轻盈的效果。漆器的彩绘以黑红二色为主，造成强烈对比，常常是在黑底上施以鲜红的云纹勾连，流动与速度的感觉特别强烈。秦是以绝对严格的写实主义做他们工艺风格的基础的。 0 0 0
- 在造型符号上，希腊人没有选择巨大、整体、稳重的统一性，而是在微微的律动中平均分散了力的重压，金字塔的沉重、封闭，在巴特农神殿中便变成了均衡的柱列的力的布置。 0 0 0
- 商的文明据说一直往南去，有人认为春秋以后楚的文化是商的衍脉。的确，我们在《楚辞》中，仍可以看见那热烈的激情，荡溢着神秘的浪漫精神。然而，西周的理性精神的确替代了伟大的商帝国，成为中国文明的基础，从这一条线传承下去，归结先秦的儒家哲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国人建立了一套理性而均衡的文明，进退揖让都不失法度。然而，那潜藏着的商的血液，似乎还不时要出来，在理性得丧失了原始生命力量的时候，以外表看来十分狂烈的姿态复活了古老的中国。 从巫的美，到理性的文明，从精神的激情，到知性的平衡，“浪漫的”与“古典的”，也构成了中国艺术风格交互不断的两个主题。 0 0 0
- 专业化艺术家们细致的情思，一方面把汉代艺术带到了唯美精致的高度上，另一方面在情感上，却失去了原有的平坦与宽阔了。 0 0 0
- 商近于“浪漫”，而周近于“古典”。商风格中充满了神秘的幻想，大胆而热烈，那些厚重华丽的饕餮，仿佛透过久远的年代，仍然能够传达给我们那巫的文化中迷狂暴烈的血质性格，是“有质秉铺，如火烈烈”（《商颂》）的年代，是仍然未脱原始的野性的年代。它以狂暴的生命原始冲力创造这诡异而华丽的器物，纠结着繁复炫目的纹饰，纠结着神秘、恐惧、庄敬、奇想的热烈情绪，是对大自然的力量怀抱着崇拜与畏惧之情的初民，在如狂的祭礼中对一切未知因敬畏与好奇而发出的符咒似的颂歌。 0 0 0
- “舍身救鸽”“投身饲虎”，北朝的壁画，描写了又痛厉怖惧又崇高庄严的生命情态。人不再只是放在人的世界里讨论，而是放在“生物的”“动物的”世界来讨论。这里哀悯的人生，不再是汉代在儒家人情之常中的人生，而是与虎、鹰、鸽、鹿并列，等同看待的“众生”。儒家的人伦世界被扩大了，人被放置在所有的生命中来重新考察，老庄的逍遥与豁达受到了阻碍，生命不再是肯定与喜悦，而是随伴着无尽的灾难、痛苦。这些形彩斑斓的壁画，是用最惨厉的方法直指生命的有无，是在大悲哀与大伤痛中要人顿悟生命的空无与幻灭。 0 0 0
- 我们目前想到的佛教，一般说来倾向于內修的、静定的、沉思墨香的精神状态；但是，原始佛传故事及本生经变故事中其实充满了对生命极悲惨强烈的叙述与描写。有些部分十分近似于希伯来的《旧约》，借助着非理性的忍辱、牺牲，来完成宗教的崇高之感；而这种为绝对的信仰受苦到非人地步的强调，确实是原来中国本土所没有的。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