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我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內在化的。……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在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 0 0 0
- 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样的情形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0 0 0
- 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们只要看见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尊敬。不过，对于敬重的真正含义，我倒是从没抱过幻想。在那层敬重的深处，是一种局促不安；从內心深处来说，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人在外来者面前的表现还是感到有一丝耻辱的。 0 0 0
- 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1996年夏天，我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队员来到中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无知。语言、习俗、历史——这一切都得学习，而这样的学习任务好像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比我领先了三千多年，所以我急切地想赶上他们。 0 0 0
- 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批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之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 0 0 0
-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0 0 0
- 农民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为了发展经济，市镇政府只有通过买卖土地获得所需的资金（不能发行地方债券，有没有财产税，筹集资金的方式匮乏）——>低价从农民手中“抢”得农业用地，之后再将土地以拍卖的方式将使用权卖给出价最高的开发商，从而赚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房地产开发商则在其上建起新的楼房，并高价卖出赚得更多的利润。这一系列过程中，都有个人，领导从中赢利，小到乡村党委书记，大到市级领导。 0 0 0
- 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0 0 0
- 经济发展对农民真是残忍至极的事。你破坏他们的平静，勾起了內心的欲望，逼迫着人们背井离乡，却在给予这些可怜人少量的金钱的同时，剥夺走几乎全部的幸福感。 0 0 0
-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存在节省劳动力的诱因。每一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估计会增加一千万，年轻人离开农村的年龄呈现出越来越早的趋势。对于将要前往新兴城镇的学生们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似乎毫无关联性，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体制除了死记硬背外，教给学生们的东西少之又少。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 0 0 0
- 彼得·海斯勒
0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1969年6月14日－），出生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 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长期撰稿人。海斯勒是全球着名的旅游观察者，曾多次获得美国最佳旅游文学奖。
何伟创作的中国纪实文学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记录了1996至2007的中国，而这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恰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对改变自己生活和命运的渴望是过去这十年翻天覆地边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 《寻路中国》[10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