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舞伎的宿命是要不断地传承——他的儿子也注定要从事歌舞伎的工作。日本国宝级的能剧演员野村万斋不到4岁开始登台，和父亲一起出演。他的儿子同样不到4岁初登台，演一只小狐狸。野村万斋在台上对儿子念台词，宣告他的宿命：“汝之一生将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哪怕落入黄泉，亦不得解脱……”说着，就落下泪来。 0 0 0
- 有才华的人可以相望，不可以相遇。 0 0 0
- 老人反而能看得很远。年轻人看得很近，因为向往未来，恨不得未来的每一分钟都要了解。老人支配未来的额度已经变得很低，只能看回过去，因此他们的视野反而变得很远。广袤无垠的过去的荒原，他们是主人。 0 0 0
- G教授带来了他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中日混血的老太太，60岁上下，20世纪70年代来的日本，最早在日本的政府机关工作，现在重新开始读博士，研究的是60年代中国的样板戏。她像是掉进了时间的洞里，暮年穿越回了自己离开中国前的少女时光。老太太肤色雪白，身量不高，涂着红唇，年轻时一定是个天真的大美人，现在也显得非常天真。她认真看了我的小说，还总结了很多问题，像是刚上学的好学生。 0 0 0
- 可当才女们死去，势利的历史却只认得有传奇的才女。女人的传奇多半与男人有关，所以当我们提起那些耳熟能详的才女时，第一反应总是她们绮丽奇特的感情生活，作品不过是串联起她们一段段感情之间薄弱的线索，或是QQ签名一样的点缀。就像林徽因无论留下多少诗篇和建筑论文，她最有名的诗句依然是“你是人间四月天”，这诗歌满足了人们对于一个多情才女暧昧感情生活的想象，可其实是写给她儿子的。 0 0 0
- 中国最先胖起来的一代诞生于饥荒之后，饥饿的记忆告诉他们的大脑要不断储存热量，因此对于食物有着穷凶极恶的热情。肥胖者说：“我什么都缺，所以我什么都吃。”而新兴的城市中产说：“我什么都不缺，所以我什么都不吃。” 0 0 0
- 跑步的时候我刻意留意四周，看看是否能偶遇村上春树，结果发现大部分男的都和村上春树差不多，矮小结实的身体，简素规律、神情肃穆，我就像是在和一堆村上春树的克隆者同时跑。跑者白天是坐地铁的上班族，穿着米色和黑色的商务装，地铁门一开再一关，他们的疲惫和麻木又加深了一层。到了晚上，他们换上专业的跑步服，庞大的上百人的群体呼吸在同样的频率之下，在窄窄的跑道上连绵不绝，仪式感就像是参加弥撒。 0 0 0
- 我在东京的生活仿佛在一种看不见的屏障中，无论是走在拥挤的表参道或涩谷，还是被裹挟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会，我始终感到人群是幻觉，我在与自己单独交谈。 被迫的认真与被迫的隔离，把我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这几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话是：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0 0 0
- 今天中午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见了面，送给他们我妈自己画的年画。图案是六子争头，三颗儿童的头，嫁接在六个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体上。他们大概觉得非常怪异，草率地赞叹了两声就匆匆卷起。 下午，我访问大学的教授介绍了东京大学的一个留学生给我认识，是一个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经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经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惊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圆。 晚上我请她去了一家评价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13500日元，相当于700多人民币。90分钟內无限量地点海鲜和很好的牛肉。 “真是太贵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0 0 0
- 吃饭的时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龄，是嫁到日本的，她与丈夫是高中同学，一毕业就结了婚。她的婆婆嫁给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来日本生活。后来，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游戏打到早上四五点钟，自己在日本也没有朋友。婆婆让她做很多家务，以一个日本主妇的标准来要求她，她却想要上进，读了东大的研究生，拍纪录片，喜欢结交知识分子和独立纪录片导演。 “今天下午刚刚谈完离婚。”她说。还好，并没有立刻流出眼泪。 我恬不知耻地给出很多幼稚的建议，狂想如何嫁给有钱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 0 0 0
- 目睹生命一点一点从老人的呼吸中溜走抽离。 0 0 0
- 我当然很自怜地想到了自己。今年夏天我也参加过一个综艺节目——一档竞技类真人秀，伪装成24小时不间断拍摄，但当然不是。所有起床的镜头都是化妆师化好了妆再躲进被窝，假装惊恐和愤怒地被摄影师叫醒。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是艺人，他们非常善于展示自己讨喜的一面，只有我窘到了极点，几乎所有镜头都是叉着腰一脸尴尬，像是作弊被抓。当第一个被淘汰的时候，我如释重负。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跟着我很长时间，大概想拍到我哭泣的镜头——哭泣、呕吐、愤怒对电视镜头来说都是宝贵的，结果摄影师再次失望了，只拍到我一个迅速收敛的干笑。放下摄像机的时候，摄影师骂了一句街。 0 0 0
- 真正善良的人是敏感的人，而不是感伤的人，敏感的人刀刃永远向着自己，而不会像感伤主义者一样对着他人的伤口作诗流泪。 0 0 0
- 对于他人生命里悲惨的变故，我又爱听又怕听：爱听当然是出于劣根性，人们喜欢听那种把种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听者像占了便宜；怕听是因为我总以为自己有劝解的义务——至少在口头上“解决”这件事，就像小学写作文时结尾一定要写“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把一切都装进一个光明的尾巴里。可我劝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旧时的农村，大概是妇女圈里最受排挤的。 0 0 0